高莽在书房，坐的是他自己做的床。

华君武赠高莽夫妇的“两只老虎”。

高莽画的曹禺等名家的肖像。

普希金遗容面模，普希金纪念馆送给高莽的，本来是石膏的，高莽后来用青铜重新翻拓了。

斯大林花园里的玫瑰，1954年访苏时带回来制成标本，那一年高莽女儿出生。

高莽正在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的回忆录资料。

　　高莽

　　著名俄语翻译家、画家。1926年出生于哈尔滨，1943年毕业于哈尔滨市基督教青年会，笔名乌兰汗。曾任《世界文学》杂志主编、编审。著有《久违了，莫斯科！》、《文人剪影》、《俄罗斯美术随笔》、《墓碑天堂》等，主要译作有普希金的抒情诗，莱蒙托夫的书信集，阿赫马托娃长诗《安魂曲》，叶赛宁的组诗，帕斯捷尔纳克散文体自传《人与事》，马雅可夫斯基《臭虫》《澡堂》等。

　　“老虎洞”里的晚年

　　老翻译家、画家高莽的家被叫做“老虎洞”，老夫妇俩同岁，今年是本命年，都属虎。客厅、书房里放了很多虎头虎脑的老虎小摆件，书橱的门上贴着一张华君武给他们夫妇俩画的画，两只小老虎，一只蒙着眼睛，另一只在其身后，上面写着：“不是害羞，是点眼药的恩爱。”

　　高莽常常自问，21世纪还会有书房吗？外孙曾经嘲笑他“现在一个电脑能顶上你所有的书了！”让老先生不禁感叹：“我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停留在20世纪了。”

　　高莽的书房有两间，一间是他日常工作、画画、休息的屋子，另外一间小的是藏书的屋子。藏书那一间的书架上分门别类地摆放着和他的专业———俄语翻译及绘画相关的书。“这几层是普希金的，这是画画的，这架子是历史的，呵呵，这些是打架的———中苏关系，这边几个架子是俄罗斯文学的。”他自己翻译的、写的书也有一个架子。

　　“即使分门别类了，现在找书还是不容易，明明知道有这本书，但就是找不着。”老先生说有时候一找就是大半天，累得筋疲力尽，头昏眼花。

　　翻译搞了一辈子，高莽的书房里最重要、最常用的书是辞典和百科全书。“哪国的差不多都有，搞外国文学翻译，你不知道会用上什么，英语的、法语的、波兰语的、医学的、文学的、科技的……”不过他现在买辞典有个原则，都买2000年以后出版的“因为变化挺厉害的。”别人从俄罗斯给他寄了一本俄罗斯绘画史的书，过去画斯大林的，现在都不提了，“对还是不对，现在不好说，得过段时间沉淀一下，历史嘛不是那么简单的，不是你一反对就完全否定了。”

　　《保尔·柯察金》当媒婆

　　1933年，东北正在日本人占领中，高莽7岁，在哈尔滨教会学校基督教青年会上学，这是一所俄罗斯人办的学校，高莽在那里读了十年书，接受的是纯俄语教育。“好的地方是给了我民主的思想，爱上了俄罗斯文学，但是我对中国传统的文化知道得特别晚。”就是因为对中国文化不够了解，高莽说后来做翻译碰了很多钉子。他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有一次给一位苏联木偶戏大师当翻译，陪他看京剧“我看不懂，因为当时也没有字幕，苏联的艺术家问我，是中文吗？是中国的老百姓吗？那你怎么看不懂呢？我感觉到自己欠缺太大了。”高莽开始认真补中国文化这一课。他翻译的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歌，语言优美、传神，至今仍为人称道，但那翻译背后，“基础不好”的高莽花了很多功夫。

　　从学校毕业后，他在中苏友好协会做了十年翻译。因为当翻译的缘故，高莽有机会接触中苏很多大师名家，茅盾，巴金，沈从文……“言传身教，只要你仔细，能学到很多东西，”高莽说，这十年做翻译是他很重要的大学。高莽最早翻译的作品是剧本《保尔·柯察金》，“哈尔滨解放比全国早，1946年解放之后我看到这个剧本，震惊得不得了——— 人还能这么生活！”后来翻译了之后就上演了，影响轰动，高莽记得，当时晚上看完戏，大街上人们都背诵保尔·柯察金的台词：“人生只有一次……”

　　“我认识我老伴儿也是因为它。”高莽的爱人是哈尔滨话剧团的演员，就是因为演出这个剧本，两个人开始交往。1956年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访问北京，高莽做她的翻译，她送了他们一张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照片，落款就是“你们的媒婆”。高莽笑着说“还不是媒人，是媒婆。”

　　画过卞之琳的后脑勺

　　高莽今年84岁了，还在工作，手边正在做的是整理关于苏联著名诗人、《日瓦戈医生》作者帕斯捷尔纳克的回忆录，是他父亲、情人的几个回忆录的编选、翻译，“挺大工作量的，也许这是我最后一项工作了。“这是残年的一点生活，”高莽笑着说，“身体不好了，耳朵加上助听器也听不大清楚，眼睛也不好，我现在看书也不记得了，自己写的文章都不记得了，有的一看都不记得什么时候写的。”老先生坦言，没想着留下什么，只是工作的时候心情愉快。

　　书房兼做卧室，高莽睡的是他在“文革”后期逍遥时自制的板床和书架。床板底部是装书的柜子，书架则是用几条木板组成，代替了墙“半夜醒来睡不着，我便顺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，看上半晌，眼睛支持不住时再接着睡十分方便。”有人建议高莽把没有时代感的板床和书架处理掉，他舍不得，“那毕竟是我的‘作品’。”

　　在他的书房里，有很多他的画作———他画的肖像画。高莽上学的时候曾经和列宾的学生学过油画，早先一直画油画，客厅里挂着他年轻时的自画像，还有最初住在西单时画的风景画。后来老伴儿对油画颜料过敏，改成画水墨。画画是他翻译之外最重要的内容，一小面墙的书架上专门放着他素描的资料，按照类别做成文件夹。打开“中国作家”的文件夹，茅盾、巴金、曹禺、周扬、艾青、夏衍、胡风，丁玲、沈从文、郭沫若等人的肖像速写栩栩如生，有的是开会时画的。高莽嘿嘿一笑，“开会画过卞之琳的后脑勺。”还有一张是萧军的儿子给萧军理发的速写。

　　高莽以前老上潘家园淘书，“很多美术书是在那儿买的。”有的放那儿一次次地看还是没买，等到皮儿都卷了才买，“价格还是一样。”有一次看到一套不完整第三版俄文百科全书，当时犹豫了一下，等他再去时，书已经被别人买走了，懊悔了好几天。还有一次是在潘家园看到自己画的《马克思和恩格斯》一书，“文革”后出版的旧书了，用塑料袋装着，一问，800块钱，老板还说，“你不买别打开。”高莽说，这么贵，哪买得起啊！

　　高莽说自己有时坐在书房，会望着架上的书籍发愣，一时也说不清自己的感受，好像是和一些老朋友在聊天，在谈事。“书房里的书像一条无形的线，连接着我的现在与过去，连接着我久违的师友……这条线还把我与俄罗斯连接起来，那广袤的俄罗斯大地，那茫茫无际的白雪，那婀娜多姿的白桦林，还有那众多的文学艺术大家的作品，让我在书中、在画册里重又会晤。”在一篇名为《书葬》的文章中，高莽如此描写。博尔赫斯说，他的天堂是图书馆的模样，高莽不讳言地说：“死———能在书堆里，可能是生平最美的结局。”